首页 -> 2007年第24期
论点摘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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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赵凌云在2007年10月15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的体制。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包括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建立公民政治参与体制；通过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建立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体制。在文化体制上，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化专制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在社会体制上，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垄断控制体制，大力开展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
深圳市建设责任政府的基本经验
许宗衡在《求是》2007年第20期撰文认为，近年来，深圳市按照职责、目标、监督、评估、问责五个要素，在健
全行政责任体系、建设责任政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一行政责任体系的总体构想是：确定政府职责，明确内部责任分工，为全面履行政府责任奠定基础；实行目标管理，以目标管理统领政府工作全局；加强行政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监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预防和纠偏作用；加强考核评估，构建科学的评价机制，推动政府责任的层层落实；推行行政问责制，对失职失责行为给予惩戒，为政府责任的落实提供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行政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控制。2005年底，出台了《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从制度上构建了科学、刚性、可操作的行政责任体系。这个体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形成了从责任设定到责任履行、责任监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的有机整体和完整链条。职责、目标、监督、评估、问责五要素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具有逻辑和时序上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责任链条。二是形成了具有反馈控制功能的闭环系统。按照上述思路，主要从五个方面构建行政责任体系：（1）职责设定，（2）目标管理，（3）行政监督，（4）绩效评估，（5）行政问责。
西方公共管理改革有哪些新趋势
赵成根在2007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端，迅速扩展到整个世界，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这一场以公共管理市场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各国的公共治理危机，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重大变迁，也推动了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发展。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看似相互冲突的原则、目标，以及一系列各具不同功能的治理工具。实际上，各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差异，只是相互冲突的原则和治理工具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平衡点不断位移，因而构成不同的平衡结构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场公共管理改革，其本质不过是为了化解7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通过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运动，从而塑造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一个新的平衡结构。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平衡关系：自由和平等之间平衡关系的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平衡关系的调整、管理和行政之间平衡关系的调整、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的调整。
公民参与在建构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
李玲玲、张艳在《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9期撰文认为，服务是政府职能的理念意义上的总体体现和本质要求。从公民需求和利益表达来看，公民参与是任何阶级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要求，更是建构强调“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从政治系统的角度看，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公众通过健全的利益和需求表达机制来向政治系统进行“输入”；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即“输出”进行评价。这有利于形成政治管理中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及基于信任与合作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逐步拓宽公民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推进公共服务评价机制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认同的
主要内容与面临的挑战
周敏凯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撰文指出，政治认同是一定政治生态条件下政治主体（个人、群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府过程、政治思想意识）表现出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与心理认识过程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一般而言，政治认同取决于政治客体与系统的形象、行为与绩效，同时又对其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政治认同的基础可能是代表众意，也可能代表公意，其核心问题是对政治系统及其行为过程的合法性评判，它主要涉及对政治共同体、制度与政府、政府绩效、价值观等认同。现时民众的政治认同面临多重挑战，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使政治客体的发展更符合“公意”，才可能使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更积极向上，政治参与更主动富有创造性，政治客体与系统的地位才能更稳固。
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及其特点
孙景峰在《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撰文指出，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表面上具备了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一般特点，但在实质上由于它对新加坡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施加重大影响，使得人民行动党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一起构成了有效控制新加坡社会的完整系统，因此又与西方政党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度设计，对选举过程和立法过程进行控制；作为对新加坡有着绝对控制权的人民行动党不会容忍司法体系游离于其控制，它通过各种途径对司法施加影响；人民行动党实现了对新加坡行政权力的绝对控制；反对党的存在及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昭示新加坡形式上民主的同时，在客观上，反对党的活动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也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小的且没有制度化保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形成了一套运作有效的机制，其主要特点有：权力分立的表象与权力系统的高度统一相结合；威权体制的巩固与民主趋势的加强相结合；法治与人治相结合。
社团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路径
范履冰、刘长春在《学术界》2007年第5期撰文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社团，在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建构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团成长和发展对管理体制创新的需求，在现行社团管理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结合各地区的特点，对社团管理体制特别是针对行业协会“双重负责”管理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创新是一种社会需求、理性回应、制度变迁的复合互动过程。通过对各地政府对社团管理体制所进行的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政策性建议：（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形成了制度供给过剩和监管不力的悖论，不利于社会团体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培育。（2）这种制度变迁主要针对行业协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3）我国现在各地方政府所推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完善我国的社会团体管理体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